第540期:《烟台大学报》

1977 重启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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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制度得以变更,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977年八九月间,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停止10年之久的高考重新开启。喜讯传来,举国振奋。蹉跎10年的有志青年像暗夜里突见火光,热血沸腾,再度燃起希望,要重拾失落的梦想。
  1977年冬天,570万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次考试规模,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也堪称世界之最。由于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刷考卷,中央决定,暂时搁置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调用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高考重启,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1978年春天,27.3万名大学新生,意气风发地踏进了大学校园。
  
上大学可以不受家庭问题的牵连,新的高招制度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值恢复高考40周年,我们找到了学校里1977年参加高考的几位老师,请他们为我们讲述那个激情燃烧的1977。

崔稼夫大学毕业班级合影


崔稼夫与同学合影

邢瑞煜在大学


1977年高考前,刘玉田夫妻合影


1977年12月的北京高考考场


李军与同学合影

邢瑞煜听哲学老师再上一堂课

清华大学77级学生在上课


李军40年返校小组同学合影

永远的记忆

  在2017年4月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为了纪念入学40周年,我们——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七七级的全体同学,又重回母校团聚!我们再回到当年的教室,坐在原来的座位,听我们的哲学老师再上一堂课。那一刻,心潮澎湃,一切的往事,都像溪水中剔透玲珑的石子般,历历可数。
  40年前,1977年冬季,十年浩劫后的中国迎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 要恢复高考啦!寒冬里的这个喜讯像一股热流,激活了亿万青年冰封的心,我和千千万万幸运儿一样,迎上了改变命运的头班车。
  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那年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4.7%。40年前我亲历过的那场影响全国、影响几代人命运的高考,仿佛就在昨天……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了县城当时最好的工厂参加了工作。与我同一批进厂的共有20人,我们一起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我们一同进厂的就有好几个开始复习了,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后来高中的语文老师提醒我:“都快高考了,你还没着手复习啊?”我说:“毕业两年了,学那点东西都快忘光了,怎么复习啊?”老师说:“那也得参加高考,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凭你的底子,一定能考上。”我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始看书,那时都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也没尽全力去复习,因为没抱太大的希望。
  记得政治考得还不错,语文本来是我的强项,但由于太紧张,作文时好像脑子短路了,完全没有发挥出水平!要知道,当年考高中时,我的作文是全校唯一一个满分呢!因此懊恼不已,更觉得没希望了!没想到通知书下来,我们厂包括我在内一下考上了5个!一时全厂沸腾!我有幸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上的27万大学生中的一员,成了一名七七级的大学生,成为这个具有特殊历史符号意义的一代人,这是一种自豪和骄傲!七七年高考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人生的转折。这一历史时刻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尽管没考上老师给我报的名校,但在圣人之乡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大学时光,也受益匪浅。在那个文化断层的时代,每个考上大学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我们班的最大特点是年龄差异很大,全班40多个同学,最大的已经三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尽管差异较大,但大家异常团结,各尽所长,很快成为全校最优秀的班集体。
  我作为班上最小的几个同学之一,在小学期间经历“文革”,虽然学到了高中毕业,但实际上不间断地停课、搞革命大批判,课堂上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没有足够的营养一样,所以上大学后大家都像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般,尽情汲取着知识,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学习,每门课都记了好几本笔记。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大家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七七级学生在校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吃苦耐劳、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时光荏苒,如今高考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这次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从此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就是那场高考,拉开了振兴中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序幕,延续今日,无数人仍通过它让自己的梦想腾飞。
  40年前的滚滚春雷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为拨乱反正后蓄势待发的中国储备了一大批人才。从此,文化的莽原不再杂草丛生,教育的芳苑复萌返青。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恢复了知识的尊严,重新肯定知识的价值,昭示着理性的复苏,开启了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代。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考制度,它赋予我们的青春浓重的色彩,让我们拥有一段厚重的独家记忆;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像40年前走进大学的我们一样,始终保持不断前行的初心,珍惜时光,磨砺意志,增长才干,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邢瑞煜)

逆境中的“拼命三郎”

  在那个动荡的历史年代,就差不到一个月拿到高中毕业证,我就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第一批上山下乡去了。直到1975年,我从下乡知青“上来了”,去到了一个木材厂,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配料工人,整天做着切割、搬运木料的繁重工作。配料的工作很辛苦,雨雪天气,其他工人可以呆在室内工作,而配料工作不行,我们需要把毛料搬到车间切割垛起来,为下面的车间提供基础材料的保障。毛料粗糙,手套和工作服不知道磨烂了多少套。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在木材厂当一个最底层的配料工人了。
  1977年10月21号,那是一个普通的夜班。我像往常一样做着手头的工作,突然,车间的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这一特大喜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一消息像一声春雷,惊醒了我因繁重无聊工作而麻木的心,当时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脱离这个艰苦的环境,我要上大学。
  我从小就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报考美术专业。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底能不能考上大学,也没有考虑过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心底就想着:要改变现在生活的环境,这是唯一的转机。
  遗憾的是我的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家里四个孩子,经济负担极重,而我一个月三十几块钱的收入对一大家子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念大学,就意味着不仅没有任何收入,还要支出学费。虽然没能征得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还是毅然地选择了参加高考。
  从宣布恢复高考到参加考试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找出封存多年的高中课本,在短暂紧张的一个月时间里,我白天在工厂继续做着艰苦繁重的工作,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复习。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也一直担任班级里的班长,只是那个动荡的岁月,“读书无用论”的盛行,没有给我完成高中学业的机会。
  之后先后顺利通过了专业美术考试和文化课考试,考取了泰安师范专科学校。当时的录取率非常低,美术专业的录取率更低,大概100个人参加考试,才能录取一个。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入学后更加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美术专业需要多练习,我下了课就提着一个小马扎跑到泰安火车站画素描,经常画到很晚。回校时学校已经关了门,我只能从大门爬进来。
  美术专业需要多看展览,多开眼界,济南的展览比较多,但对于当时还只是穷学生的我来说,来回的路费是笔不小的花销。我就和同学一起偷偷躲进拉货的火车车厢,随着北上的火车进了城。现在来看这种行为是不守社会秩序的表现,但当时求学的渴望太强烈了,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当时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美术理论资料都是很稀少的物件,为了获得一份油印的资料,别人早已熟睡,我还在抄写资料。
  正因为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我才会更加珍惜,更加努力学习,同学们也因此都叫我“拼命三郎”。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烟台教育学院工作,从那时起我走上了教学之路。2004年,我来到烟台大学教学,如今的我再也不是那个在木材厂做配料的苦力工了。
  1977年高考,真真正正地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我们这代人,大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练,在最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恢复高考后首批投入到祖国建设中,及时补充了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我们这届大学生,年龄跨度很大,小到十几岁大到三十几岁,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和社会阅历,这些特殊的经历,使我们迅速适应了社会的巨变,并形成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建筑学院教授崔稼夫口述,周连杰、王燕青整理)

改革开放的报春者

  公元1977年12月4日,上午9时。这一天、这一刻注定被载入史册,刻进我们的记忆里。这一天,是一个国家盛大的节日,是几百万青年的狂欢节!后来有人将此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七七级”也因此成为一段历史的象征。
  这一年的冬天依然寒冷,可在千万人的记忆里它分明是最温暖的春天。
  恢复高考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无疑如石破天惊!时年有的人已过而立,将自己的大学梦深藏了10年之久;有的人已儿女成行,但仍翻检出揉搓发黄、几近零落的教科书。热泪盈眶,欢欣鼓舞……这些词都不足以表达我们那一代人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这些场景的:昨天我们还在农村挑着担子、在工厂开着机器、站在哨兵岗位或教室的讲台上,而今天却从四面八方走进了高考考场。“老三届”之后的570万中学毕业生,共同面对一场将会改变一生命运的考试,兴奋,仓促,矛盾,身份、年龄交错混杂……
  1977年10月下旬,我从报纸上得知:高考,要恢复了!后来看到统计资料说,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为4.7%。我幸运地成为这27万之一,成为兰州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子。那时,我已从一个知青被抽调成为一名国家机关干部。的确,我们是幸运的。我们遇着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被整个社会宠爱着;复习参考的日子里,单位领导和同志们时时关心关照着我,就连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也常利用周末为我单独包饺子以示关爱。入学后,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被安排由最优秀的老师授课;甚至只要我们有建议或意见就可以直接与当时的校长刘冰对话;我们享受了太多的特殊待遇!有人评价说77级、78级的大学生是中国大学有史以来最勤奋最有才华的大学生。其实,应该说我们不是为自己上学,而是背负着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的寄托走进了校门,我们没有理由也从来不敢有哪怕丝毫懈怠,因为我们担心承受不起这前所未有的重托。
  那时,学习是我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托。母校兰大“勤奋、求实、进取”的优良传统滋养着我们;师长们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们。记得上大学时,同学们经常相约去老师那里补习外语、讨论文学;每当考试来临之际,“老三届”大哥大姐就辅导我们这些生长在“文化荒漠”里的“小字辈”。每晚10时30分熄灯后,几乎没一个同学休息,所有人集体点着蜡烛、马灯在教室里或被窝里继续看书;我们成立文学社、办刊物;我们写小说、诗歌、剧本,自己编演话剧……我们在校园里挥洒着一腔热血;我们怀揣着炽热的理想——为振兴中华而学习;我们身上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报效祖国成为我们这代人心里最迫切的要求。对于个人而言,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对于国家而言,恢复高考也改变着国家的命运。
  大学生活至今已经过去35年了,对我而言,它就像是在昨天一样。大学生活留给我最大的财富是一批可仰可敬的老师和众多可爱可亲的同学。我们中有1966年高中毕业生,有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相差15岁。我们于同年同月同日从不同的地方走进考场,最终在兰州大学相聚。兰大是我们深怀敬意的母校,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人生的新起点。我们从进校到走向社会、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亲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我们是光荣的七七级——中国改革开放的报春者!
  现今我们仍为“振兴中华”而衔命前行,正像我们毕业时唱的那首著名的歌一样:“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我们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路,把一条条不起眼的小径踩成通衢大道, “七七级”成了我们共有的名片。为了永远铭记“1977年”这个伟大的年份,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祖国、母校、师长和同学们,以及此后所有的大学生们! (人文学院副教授李军) 

命运是戏剧性的 唯有知识不变

  1977年8月4日早晨,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由33位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最后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而这个决定,改变了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命运……
  我高考的那一年,距离现在很遥远了,不过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记得当时,我还在村里面当党支部副书记,由于村长、书记年纪都大了,所以极其器重我们这些年轻干部,让我主管生产。
  知道恢复高考之后,我决定参加考试。但一开始并不是为着改变自己的命运的目的去的,而是想去大学学习专业的农业知识,回来提高村里生产队的生产效率,也算造福一方。因为当时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算中等,自己大小也是个村干部,至少衣食无忧。
  家里对我参加高考一直是十分支持的。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父亲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虽然只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她尊重我的决定。村里也支持我高考,很爽快地就给我开了介绍信。不过,准备考试的过程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一个是在村里我是主管生产的干部,我的工作十分重要,虽然我要参加高考,但是生产队的任务不能落下,所以只能在一天工作结束之余才能抽出时间来看看书。二是高考资料的匮乏,当时不比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参考资料,唯一的资料就是自己的高中课本,而1977年的我已经高中毕业6年了,课堂上讲的东西很多都记不清了。
  不过幸运的是,高中毕业之后我回村里当起了村干部。村里让我去解决一个水利方面遇到的问题,我就去翻了翻这方面的书。有几个公式不太明白,于是去借了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的书来解决问题。结果看了以后,在高考中还真的用上了,数学的最后一题用积分的方法很简单地就推导出来了。最后成绩出来数学考得还是很不错的,我考入了当时的无锡轻工业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江南大学,于是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进了大学,我发现大学里的生活和我之前过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意义了。上大学的每一天我都认真汲取知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娱乐方式,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也不需要学校的约束,学习都是靠自觉,但是大家普遍都十分热爱学习。
  毕业后我本来打算回到村里,建设家乡。但是烟大当时正在筹建,正好缺少我这方面的老师,1983年8月,我当上了大学教师。命运是戏剧性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生活就会发生巨变,唯有知识是不变的,在任何年代知识都是有用的。希望现在的年轻学生能够珍惜现在的条件,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玉田口述,周连杰整理)

不一样的七七级

  1977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国家终于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一件对我们国家有着深远影响的事情,对于我个人而言,也让我10年前想上大学的梦想死灰复燃,并通过考试成为吉林大学化学系七七级的一名学生。
  从1978年2月入学开始,我就感觉到这届学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记得第一次进入教室,就发现同班同学老的老、小的小,参差不齐,与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后来才知道,班里的同学按年龄大体可分为三块。最大的是我们三个老学生,我那年三十岁,但只能当老三,老大比我大两岁,那时每天和他女儿同时上学,他上大学,女儿上小学。三个人分别属于老三届中的高三、高二、高一的学生,且分别毕业于吉林、长春、上海的三所重点高中。我们三人是属于靠吃老本考入大学的。班里数量最多的是比我们小五六岁的“中年”学生,这些同学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主要是靠自学考上大学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学能力和学习毅力强。第三块是十八九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些人年富力强,冲劲十足,不少人后来在事业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开始上课后,我又发现了第二个不一样。那就是学校给我们这届学生的师资待遇特别好,各门课程几乎都安排了各教研室最好的老师授课。教高等数学的欧维义老师似乎每次上课都只带几支粉笔,再复杂的推导也能讲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风度翩翩的曹锡章老师把原本枯燥乏味的无机化学讲得那样生动有序。最有意思的是童有勇老师居然把最抽象最难懂的物理化学讲得非常形象有趣,让我们每次都有没听够的感觉。外语老师于世大不但把英语语法讲得清晰透彻,还经常不辞辛苦地刻写小卷供我们练习,几乎所有同学都把他看成了自己的良师益友。
  几个学期以后,我又发现了七七级学生的最大特点,那就是学习时候不要命。学高等数学时,除了教材以外每个学生还发了一本和教材差不多厚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每次欧维义老师都会从中选几道题让我们课后练习,我们几个老学生一般都是听话地去完成作业,可是班里那些“中年”和“少年”生却都是挨个把习题集的题全部做完。记得我们这届学生在校期间,正是中国女排最辉煌的时候,那时举国上下都在宣传和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受其影响,班里同学在学习时最流行的口头禅就是——“拼了”。拼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学习委员统计同学们每天的学习时间,结果发现除了我们三个老学生以外,其他同学每天学习时间几乎都超过12小时,最拼的一个女同学平均每天学习高达15小时。这样刻苦学习,自然日后硕果累累。其中最突出的周兵在美国因其科研成果实现了化学家的百年梦想 ,2008年获得美国总统大奖;主要在国内发展的段雪同学则在10年前已成为中科院院士。
   除了学习以外,班里还组织过几次不一样的课余活动。记得有一次过节,当时社会上刚刚开始流行跳交谊舞,于是班委决定在班内举办一次舞会。由于没有放音扩音设备,我自告奋勇,提议由我和几个同样不会跳舞的同学用小合唱代替放扩音设备,全班一致通过。于是后来在大学生活中就留下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舞会。(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黄家柱)